宋慈是何许人物？

宋慈 宋慈，字惠父，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建阳(今属福建)人，与理学大师朱熹同乡。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卒于南宋理宗淳 六年（1249年），享年六十四岁。早岁习儒，入仕后经历十余任地方官，多负刑狱之责，终于广东经略安抚使。一生经办案件数不胜数。逝世前两年(公元1247年)撰成并刊刻《洗冤集录》五卷。此书是其一生经验、思想的结晶，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它比意大利人佛图纳图·菲得利写成于公元1602年的同类著作要早350多年。 作者把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医药学应用于刑狱检验，并对先秦以来历代官府刑狱检验的实际经验，进行全面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因而此书一经问世就成为当时和后世刑狱官员的必备之书，几乎被“奉为金科玉律”，其权威性甚至超过封建朝廷颁布的有关法律。750多年来，此书先后被译成朝、日、法、英、荷、德、俄等多种文字。直到目前，许多国家仍在研究它。其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外医药学史、法医学史、科技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贯穿着“不听陈言只听天”的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至今仍然熠熠闪光，值得发扬光大。 当时程朱理学盛行。这是一个庞大完整而又十分精致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宋理宗(公元1225-1264年在位)时，程朱理学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不可争议的官方统治思想。其代表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被分别谥为“元公”、“纯公”、“正公”、“文公”，并从祀孔子庙，荣耀至极。可见此时理学影响之大。 作为朱熹的同乡和后学，宋慈受过理学的系统教育和长期熏陶。少年时受业于同邑人、“考亭(朱熹居住地，亦是其号)高第”吴稚。入太学后，又为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所赏识，遂师事之。中进士后又多年为官。按照常情，这样的人一定具有浓厚的理学唯心主义。 然而宋慈在法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唯物主义倾向。在其传世名著中非但没有空洞的理学唯心主义的说教，而且大力提倡求实求真精神。程朱理学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而人心之体又体现了理或天理，“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这就是说，心中什么理都有，无须外求。如按此行事，根本不要了解外界现实情况，只要苦思冥索就可以了。而宋慈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朱熹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格物穷理”之说，变成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不是向内心“穷理”，而是向实际求真。 当时州县官府往往把人命关天的刑狱之事委之于没有实际经验的新入选的官员或武人，这些人易于受到欺蒙；加之其中有的人怕苦畏脏，又不对案情进行实地检验，或虽到案发地点，但“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因而难免判断失误，以至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冤狱丛生。 身为刑狱之官，宋慈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强烈反对。他在听讼理刑过程中，则以民命为重，实事求是。他说：“慈四叨臬寄(执法官)，他无寸长，独于狱案，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这一表白，确是他多年为刑狱之官认真态度的写照。他尤为重视对案情的实际检验，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曲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意思是说，“大辟”即杀头是最重的刑罚，这种刑罚则是由犯罪事实决定的，而犯罪事实必须经过检验才能认定，所以检验的结果往往是生死攸关的。唯其如此，对待检验决不能敷衍了事，走走过场，而必须认真负责，“务要从实”，一定要查出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贵在审之无失”。而要做到这一点，宋氏认为当检官员必须“亲临视”。无论案发于何处，也要“躬亲诣尸首地头”，“免致出脱重伤处”。否则，应以失职罪杖处之。即使案发于暑月，尸味难闻，臭不可近，当检官员也“须在专一，不可避臭恶”。 宋氏不泥师教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待尸体的态度，特别是能否暴露和检验尸体的隐秘部分。按照理学“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教条，在检验尸体之时，都要把隐秘部分遮盖起来，以免“妄思”、“妄动”之嫌。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如此检验尸体，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未免太“邪”了。但这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从实际，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是由于宋氏出身于朱门，不便像同时期的陈亮、叶适等思想家那样，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的唯心主义。但他用自己的行为和科学著作提倡求实求真的唯物主义思想，此与陈、叶的批判，具有同样的积极意义。 宋氏的求实求真精神还表现在对尸体的具体检验方面。检验尸体，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技术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基础，把握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儒者出身的宋慈，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在多年的检验实践中，力求检验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在此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仅从流传至今的《洗冤集录》一书来看，其中所载检验方法之多样、全面，其精确度之高，都是前无古人的。这也是书中科技含量较高的、最精彩的内容。 在《洗冤集录》中，有一些检验方法虽属于经验范畴，但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惊叹。如用明油伞检验尸骨伤痕，就是一例：“验尸并骨伤损处，痕迹未现，用糟(酒糟)、醋泼罨尸首，于露天以新油绢或明油雨伞覆欲见处，迎日隔伞看，痕即现。若阴雨，以热炭隔照。此良法也”。“将红油伞遮尸骨验，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微荫；骨断处，其拉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如此检验尸骨伤损，与现代用紫外线照射一样，都是运用光学原理。只是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地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伞或新油绢伞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容易看出伤痕。再如书中论述的救缢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没有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拥罨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也与现代科学原理一致，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者运用和记载这些方法，目的在于查出真正的死伤原因，无不体现了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宋慈著名著作《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简介：宋慈在《洗冤集录》的序言中，一开头就提出写作此书的动机与目的：“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典，直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法中。”又说：“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宋慈辑撰此书，是为了“洗冤泽物”、“起死回生”。因此，宋慈对于狱案，反复强调要“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之心”。他再三教诫审案人员“不可辟臭恶”，“须是躬亲诣尸首地头”。深入现场调查，“须是多方体访，切不可凭信一二人口说”。检验时“务要从实”，同时尚需了解被害人生前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要充分掌握真凭实据。在当“经制日坏”的南宋末年，宋慈的这种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洗冤集录》对于法医学有多方面的贡献，现扼要介绍部分内容于下。宋慈对于验尸的方法，曾总结了一整套比较合理的措施。《洗冤集录》对于毒理学也有许多贡献，书中记载了各种毒物中毒症状，指出服毒者“未死前须吐出恶物，或泻下黑血，谷道肿突或大肠穿出”；死后“口眼多开，面紫黯或青色，唇紫黑，手足指甲俱青黯，口眼耳鼻间有血出。”书中附有许多切合实用的解毒方与急救法。 《洗冤集录》还记载用滴血法作为直系亲属亲权的鉴定方法，即是将父母与子女的血液和在一起，视能否融合来鉴定有否亲属关系。或将子女的血液滴在骸骨上，如果是亲生的，则血入骨，非则否。这种方法实际效果并不确实，子女的血型虽受父母的影响，然并不都是相同的。但此法包含有血清检验法的萌芽，这无疑是十分可贵的思想。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洗冤集录》中也有一些迷信与错误的内容，我们如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杰作。《洗冤集录》自13世纪问世以来，成为历代刑狱官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前后沿用了六百多年。后世的著作基本上是以此书为蓝本加以订正、注释和增补，属于这类性质的书藉不下数十种之多。清康熙33年（公元1694年）国家律例馆曾组织人力修订《洗冤集录》，考证古书达数十种，定本为《律例馆校正洗冤录》，“饮颁”全国。 后来，《洗冤集录》，流传到海外，1779年，法人将此书节译于巴黎的《中国历史艺术科学杂志》。1863年，荷兰人第吉烈氏（DE GRIJS）将此书译成荷兰文于巴达维亚出版。1908年，法人又从荷兰文转译成法文，德人又转译成德文。此外，《洗冤集录》还被译成朝、日、英、俄等国文字，可见此书在世界法医史上也赢得了一定的影响与地位。

书籍和书藉哪个正确

隋唐五代印刷 隋唐五代历三百七十九年(公元581-960)，是雕版印刷的早期阶段。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来看，唐代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一些读物、日常和宗教用品，如佛经、佛像、历书、语言文字工具书以及票据等。除了纯文字的读物外，还有图文并茂的插图本。这些印刷品在当时的社会有很大需求量。 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代十国(10世纪)印刷，出现了新的突破。由政府刊刻的儒家《九经》是印刷业的一个创举。因为印刷的范围从此大大拓宽，更进一步被用于刊印圣贤之书。雕版印刷的普及，更为两宋的印刷黄金时代奠下了基础。 宋元印刷 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北宋时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元朝时王祯完善活字印刷，制造了转轮贮字盘，加快了捡字速度。除了有单色印刷外，更有复色印刷，在印刷品装订与装帧方面也有新的突破。 宋朝印刷品内容扩及儒、释、道及诸子百家所有领域，举凡文史、哲学、地理、诗文、小说、戏剧、星象及音乐之类的刊本，应有尽有。特别是出版了更多的科技和医学著作。除了书籍和版画的印刷以外、还有纸币的印刷和发行。 宋元以来出版中心散及全国四面八方，印刷用纸质量和品种超过以往历代，形成官刻、坊刻及私刻的印刷网络。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和进步，使这一时期的印刷品趋于完美，成为后世典范，为明清两代的发展奠下了基础。 辽代印刷(公元907-1125年)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于公元十世纪达到鼎 盛。他们重视佛教，大量吸收中原文化，除大 量印刷佛经外，也印刷儒家经典、各类史书、 诗集及各种工具书。 辽代印刷业最发达的是燕京(北京)、范阳 (涿洲)以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在当时的燕 京，已有多间民间作坊，说明当时北京的印刷 已经十分兴盛。辽代的大型印刷品为《契丹藏》 (《辽藏》)卷轴装，约五千余卷。 在山西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印刷敷彩 佛画，为印刷黑白底纹后，再用手工涂彩而成。 金代印刷(公元1115-1234年) 北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金世祖完颜旻称帝，正式成立大金国，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灭辽，天会四年占领开封，形成南宋和金朝长期对峙的局面，并且设北京为中都，成为当时的政冶中心。 金代对印刷十分重视，设国子监，主管书籍的印刷。据载，金国子监所印的书有六经、《十七史》等书三十余种。 金民间印刷业，遍及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北方广泛地区，尤以平阳一带最为兴盛。 平阳(今山西临汾)及其附近分布了较多的印刷作坊，数量及质量可与建阳相比。黑水城出土的《四美人图》即来自平阳著名印刷作坊姬家。平阳民间印刷的《金藏》，工程巨大，历三十多年才刻印完成，现存约四千多卷。这证明当时平阳一带集中了一批精良的刻版工匠。 《大藏经》 女真族与汉族、契丹族一样信奉佛教，各地寺院藏有印本佛经图，有的寺院自行筹资印经。最著名的是公元1148至1173年在河东天宁寺(今山西运城西南)所刻印的金版《大藏经》，收佛典6900余卷，作卷轴装。公元1933年此金版藏经于山西赵城广胜寺被发现，又称《赵城藏》。 西夏印刷(公元1032-1227年) 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居今宁夏一带。他们信奉佛教，除使用自己的文字外，也使用汉字。 西夏建国以后，开始刻印书藉，而且印量很大。政府机构中，设有纸工院和刻印司等，可见西夏政府很重视印刷。 西夏印刷品中佛经数量最大，非宗教著作中有字书、儒家典藉、历史书、政治书、兵书和历书等，有西夏文，也有汉文。既有木刻本，还有十二至十三世纪的木活字本和泥活字本，如1991年宁夏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和198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文泥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 明清印刷 明清两代的印刷，不但在数量、题材及产地分布上超过前代，而且印刷品的艺术性也非前代可比，在技术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明清期间的木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插图本着作骤增，由于多色套印的发展，使整幅美术作品能用印刷形式表现出来。历史上的泥活字和金属活字得到全面复兴，出现了用木活字和铜活字大规模印刷的高潮。 明清时形成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方形标准印刷字体，是印刷术进步的标志。书籍装订方面，包背装和线装成为主流。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像明清时那样出版题材广泛的通俗读物，尢其是插图本戏曲、小说、画册。此外，经史子集、释道、科学技术、地方志、谱牒、丛书、类书、西洋著作及各种用少数民族文字 编成的作品，甚至天主教读物，都无所不包地出版。 附： 西式印刷东渐 清代末年，西方印刷技术和设备输入中国，遂渐取代雕版技艺。一些图像著作都改用石印。但木刻雕版的技艺依然延续到现在。 从一些清代宫廷刻印的版画中，可以看出这时的印刷技艺已受到西方技法和内容的影响。 印刷术在西方 十五世纪后期及十六世纪早期，印刷术的传播对西方的思想和社会都有深刻的影响。它激发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兴起；而这两个运动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印刷术的发展。西方学者曾指出，"西方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几乎每一项成就、都以不同的方式与印刷术的引进和发展有联系。"首先，印刷术能使书籍广泛发行，这意味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被打破，从而为发展新学问开拓道路。另一方面，印刷术促进了欧洲民族文学的发展，从而促进民族主义兴起。由于当时的书籍多以不同的欧洲民族语言出版，不同民族的语言词汇、语法、结构、拼法和发音等可透过印刷品得以固定，这不单促进通俗文学的发展，还促使欧洲各国民族意识的确认。 宗教改革与印刷 欧洲印刷术的发展与宗教改革有密切的联系。1517年马丁．路德发出宗教改革声明之前，一定数量的通俗版圣经己经出版。宗教改革其中一个导火线是要反抗教会滥用职权，特别是出卖"赎罪卷"以获利。另一方面，印刷术也使宗教改革的思想能以小册子和传单等印刷形式而广泛流行。 所以，欧洲宗教改革者 马丁．路德在提到印刷时认为"它是上帝无上而终极的恩典，使福音得以传播"。.

都正确。“书籍”是指装订成册的书的总称，也可以指单本装订的书，可以用来表示任何类型的书籍，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科普书籍等等，而“书藉”则更偏向于表示一种用于装饰或展示的书籍，比较精美，具有艺术价值或历史价值，更多地被用于描述珍贵的、有特殊价值的书籍，因此“书籍”和“书藉”都是正确的词语，但是在使用上有一些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