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民事法律规范有哪些？

（一）户籍制度

宋朝初期，租佃制经济关系广泛地发展起来。租佃制是一种以契约为纽带的经济关系，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则向佃农收取定额租或分成租。宋建立以后，在户籍管理上改变了隋唐以来部曲“随主之属贯、又别无户籍”的状况，将全国户口分为主户和客户，将佃编人客户，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属。编户分为“乡村户”与“坊廊户”，乡村分五等主户。主户有等弟之分，客户无等弟之别。户等确定后即成为国家赋役大小的依据。因此宋朝以“五等了产簿”登录户等丁口，即所谓版籍，每三年修定一次，以反映户等的升降情况。主户在法律上对国家承担各种赋役，因而是政府控制的重点对象。

宋代的丁不分主客，均为赋役的对象。成丁的年龄为二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各户男丁都在政府掌握的“丁账”上记录。为了防止通过“别籍异财”降低户等，以减轻对国家承担的赋役，宋朝采取抑制析产分居的政策，并以法律强制执行。凡欲析户之家必须向官府申请，并履行一定的程序，才算合法。

由于户口是国家赋役的基础，因此宋朝把户口的增减作为考核州县官吏政绩的标准之一。一些官吏趁机在版籍中增加虚户，求得升赏，以致出现了户多了少的问题。

（二）典卖制度

有关土地的典卖，在唐时只是偶而出现。然而至宋朝，典卖不仅成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开始制度化。

典卖与一般卖出不同，一般卖出是作绝，不能收赎。典卖是活卖，在一定期限内可以收赎，因此典价比卖价低许多。由于典卖土地绝大部分是农民，因此通过确定典卖制度，地主们不仅贱价取得土地的收益，而且当农民到期无力收赎时，便依法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宋朝法律是明显偏袒典主的，《宋刑统》规定：典契“证验显然者”方许收度，“并无文契，难辨真伪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这样便为典权人取得所典买回宅的所有权提供了方便。

根据宋律，对土地、房屋等的典卖必须向官府纳税和订立书面契约。典契中须注明标的具体情况以及担保人，典当契约的时效一般定为三十年，“经三十年后”，“不在论理收段之限”。宋朝在典卖的法律行为中，保护家长对财产的处分权。凡典买卖产业，必须家长和买主“当面署押契贴”，如果家长在化外（古代指中国域外）或阻于战争，一时难返，须要呈报州县，给予凭由，才能商量交易。卑幼如果擅自典卖，或者伪造在签署尊长姓名，依法重断。

为了保护典权人的利益，严禁“一物两典”，如有重复典卖者，业主、中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准盗论”，并须将钱退还给典主。业主无力退还，勒令典契上署名的中人，邻人共同赔偿，典当物仍旧归第一个典权人所有。

（三）所有权与债权

宋时所有权已经区分为不动产所有权（业主权）和动产所有权（物主权）。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主要是垦田、买卖、继承和受赐。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主要是宿藏物的发现，阑遗物的取得，漂流物的获取，无主物的占有，以及生产孳息的归属。

在不动产的所有权中，土地的所有权是核心。为了进一步从法律上承认土地的私有权，在北宋初期，就已经出现了作为官府正式承认土地所有权的凭证——红契。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不仅需要书面契约，而且要取得官府承认。宋朝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税契制度，印契是解决土地纠纷的重要根据，凡“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两宋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债权法的发展，其内容较唐代进一步丰富。宋代对债的发生、履行或不履行、债的消灭、债的担保均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宋代债的发生，主要是基于契约。有关契约标的、价格及其计算、期限等均有相当完备的法律规定。除因契约而发生的债之外，也有因侵权行为或行政原因而发生的债。在债的担保方面，出现“三人相保”、“保人代偿”、“连保同借”等多种形式。据《庆元条法事类》的规定，已具有近代民法中抵押权、留置权的内涵。此外，也有人身担保和定金的担保。关于债的履行或不履行，《宋刑统》中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对于逾期不履行债务，按标的数额及迟误日期分别处刑，并责令赔偿。

两宋的契约种类主要是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和租赁契约。买卖是宋朝主要的债权债务关系。买卖分绝卖和活卖（典质）。买卖田宅必须经“立契”的法定程序，几加盖官印的称为“红契”，表示国家确认。不加盖官印的称为“白契”，经过官府验契收税称为税契，也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买卖契约订立之后，卖主要承担“担保责任”，如在一定期限内发现买卖标的物有瑕疵，允许买主更改或废弃契约。宋时作为买卖关系发展标志之一的，是“赊卖”的出现。赊卖是凭信用赊贷，至一定时期再付现钱。

宋律继承唐律的有关规定，对于借贷契约的成立采取“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不干涉原则。但是对借贷的利息则有明确的限制，违律取利，要受到制裁。对过期不偿者，可以告官审理，由官府强制赔偿。但是如“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

在租赁契约中，主要是土地的租赁。随着土地制度的私有化转变。在剥削方式上也由租佃制取代部曲制，由此广泛出现了让度土地使用权以收取地租的租佃契约。在租佃契约中须写明祖佃双方及邻保姓名、地租形式，租佃契约的期限自一年至数年不等。为了强化国家对农民的统治，使农民摆脱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宋仁宗时下诏肯定了封建租佃契约的自由与合法性。

（四）婚姻家庭制度

宋朝婚姻立法大体沿袭唐制。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子女的权利相对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理学的精神束缚力也对两宋婚姻家庭立法有着明显的影响。《清明集》中，多处出现“一女不事二人”，“相守以死”的字样。妻的财产并归夫所有，妆奁田产，如果被夫典卖，也不算违法，即使妻欲典卖，也要由其夫出面立契。

两宋的继承法较唐律详尽，根据“户令”：“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兄弟之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特别是对女子继承财产的分配规定了许多细则。根据两宋法律的规定，遗腹子、私生子、义子与赘婿的继承权也受法律保护。遗腹子与已出生的亲子权利基本相同，而对于私生子（当时称别宅子），不论是否同居或同籍，只要有证据证明与其父的血缘关系，官府即承认他的地位，并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

两宋在唐代“遗嘱处分”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例如：立遗嘱人有年龄限制，遗嘱以书面为有效，并要经官印押，否则不予承认。还规定“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

综括上述，两宋封建经济的发展，为民事法律规范的充实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调整范围的宽泛，有关户籍、典卖、婚姻、继承方面的细密规定，均为前代所未有。

其实，我们现在还算是幸运的，只要一心读书就行，而不像宋代的科举考生，必须先解决户口问题，往往也就是因为一个户口，让很多学子被拒在了汴梁城之外，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国的户籍制度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并且秦始皇能统一六国，也有户籍制度的一份功劳。之后，经过秦汉数百年的发展和改进，到唐朝时期，户籍制度就已经十分完善，并且为唐朝的盛世繁华，也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实的基础。在唐朝的户籍制度下，百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编户”，一类是“非编户”。编户就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资产阶级，而非编户就是与之相对的无产阶级，如工人，奴仆和杂役等等。此后到了宋代，在户籍的分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宋代主要分为“坊郭户”和“乡村户”，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另外，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唐朝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人们都相对自由了，也没有所谓的户籍贵贱之称，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宋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开明的户籍制度是分不开的，因为人们都可以自由迁徙了。另外，很多人也将各地的商品，不断的带到别的地方售卖，于是很多人也就开始弃农经商，扎堆的往城里去。

比如当时的都城汴梁，就聚集了150多万人，在当时来说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不仅是宋朝的政治中心，还是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更是世界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中心。因此，汴梁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犹如我们今天的北上广深一般，让科举考生们无一不神往。于是汴梁的人越聚越多，眼看着就要超过一个城市人口的最大负荷，如果不想办法控制外来人口的飞速增长，那将会给汴梁带来灾难性的结果，让繁华成为混乱。因此，宋代朝廷就颁布律法，明确要求如果考生想来汴梁参加科举，就必须要先有汴梁户口，同时还要求在汴梁连续居住7年以上，并且要有一定的土地资产。

如此一来，汴梁加高了“门槛”，一下子就将半成以上的考生拦在了门外。如果说“住七年”和“土地资产”好办的话，那搞到一个汴梁户口简直就比登天还难，尤其是对广大科举考试来说。在宋代的户籍制度中，其实最开始想落户某个地方还是很容易的，比如说想在汴梁落户，只需要在汴梁连续居住满一年，并且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即可获得汴梁户口。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都开始往繁华的城市迁徙，便导致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严重流失，最后就会动摇国家的农业基础，故此，宋代朝廷就提高的落户的要求。

比如还想在汴梁落户，就需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且不能是租的，也不能是借的。当时汴梁的商品经济极度繁荣，因此物价水平也高得吓人，如果想在汴梁买一套房子，少则五六千贯，多则万贯，和当时汴梁的工资水平相比，简直就是一天一地。据史料文献记载，当时汴梁一个普通的苦力工，一个月都赚不到一贯，就算是做生意的富人，一个月最多也就十几贯，然后再扣除生活开销，如果想买个一万贯的大房子，则需要八十多年。而且您要知道的是，这还是对一个当时的富人来说，如果是没有收入来源的考生，那想搞到汴梁的户口，基本就是天方夜谭。

由此可见，宋代的考生确实很不容易，不仅要十年寒窗苦读，而且还有赚钱买房争取一个户口。若不然读了再多的书，到最后还是考不取功名，就更不要说光宗耀祖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万千学子是多么的幸运，能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下接受教育并考取自己理想的大学。